小时候，父亲退伍转业后到了中国科学院下属地理研究所工作，最初阶段我们住在研究所的办公楼里，不久后我们搬到了研究所的宿舍楼。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能住进楼房是非常少见的，四层楼几乎是方圆二十里最高的建筑物，站在二楼就可以看见周围的稻田地，上了四楼那就等于站在帝国大厦顶层。

这栋四层楼的宿舍楼的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科研人员、一类是研究所的行政管理和普通工作人员、另一类就是坐地户。整栋楼也只有不到三十户人家，但是年龄相仿，上下差个三四岁的孩子也是一群，在稻田地里抓泥鳅、玩泥巴、打雪仗，还在院子里用几块破板子架了个乒乓球台；还结伴偷偷摸摸跑到南湖公园游泳，有时天黑还没回来，把父母都吓死了。

现在看，这栋楼后来的发生的事令人非常深思。

我们差不多大的小伙伴十几个孩子，在后几年的时间里，有的去了清华、北大、科大、山东大学、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小时候和我一起抓泥鳅的小余洋，中学时拿到了国际奥数金牌，后来去了加州理工读博士；总和我一起出去偷海棠果的小浩，被保送到北京政法大学，后来在美国名校读完MBA后回国，在自己专业领域成绩非凡。

这里有个特别显著的现象，那些去了名校的小伙伴们，父母清一色是科学院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搞行政内勤人群的子弟，基本就在社会随大流儿了；而那些坐地户的子弟，基本念完小学就混社会了，或是临时工，进入大集体，有的摆摊床做买卖去了。

小时候居住的这栋四层里当年小朋友的因为家庭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分流情况如此之明显，很长一段时间都让我感到令人不可思议，难道真的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其实，后来我发现，很多名人或是知名分子家庭的后代，成就斐然的人物比比解释，比如说，梁思成、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傅聪、张爱玲…；除去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其家里的前辈也大都是饱学之士，重视子女的成长和教育环境；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印象。

其实这是一种代际流动现象，简单来说是上一代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如职业、资源、财富都对下一代有显著影响。

西方谚语中也有一句话：GARBAGE IN, GARBAGE OUT. (译文：垃圾进，垃圾出。这里也是有很多意涵在里面，也算是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呼应) 。西方很流行的这句谚语，经常意思指吃进去的食物，或者生产材料，可以理解为，“输入的质量差，出来的质量必定不合格”。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怎么做到的呢？换句话说，何为高质量的输入与输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让一颗豆子可以使生命中得以绚丽绽放；好奇心让驱使我不断去找寻答案。